包容共进：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视角
　　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》教材(以下简称《概论》)以史为纲，立足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展开叙述。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，并非单一族群的单向扩张，也不是简单的地域性联合，而是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，各民族通过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交融，在包容中共生、在互鉴中发展，最终凝聚成多元一体的命运共同体。回望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，包容共进贯穿始终，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“何以形成、何以坚韧、何以延续”的核心视角。 　　空间互嵌：奠定民族交融的物理根基 　　从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开始，中华大地上各族群就从未长期隔绝。 　　夏商周时期，各族群通过相互杂居打破了血缘壁垒，正如《概论》所言，“各族群在不断杂居与通婚中打破了旧有的血缘边界，实现了深度融合和共同发展”。秦汉“大一统”后，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边疆治理，将腹地与边疆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族群大规模南下中原，与汉人交错而居，“不同族群之间离散聚合、交错杂居，族群融合在规模、深度和影响上却是空前的”。隋唐时期，社会以开放的胸襟对待不同族群，无论是统治集团“杂有胡族血胤”，还是基层社会“夷夏混居”，广泛的族群流动、迁徙、通婚、混居，彰显出“四海同风”“无隔华夷”的交融新局面。辽宋夏金时期，“以族群迁徙、族际通婚、礼俗互鉴为主要方式”，推动各族群从局部交融走向跨区域整体互融。元明清三代，无论是军队驻防、移民实边，还是商贸往来，都在持续推动各族群形成“大杂居、小聚居、交错居住”的分布格局。 　　空间互嵌何以在历史上持续生成并不断深化？这源于中华文明独特的宇宙观与政治理想。 　　中华传统的宇宙观以“天地一体”为核心，由此形成“天下”观念，以“天下”统摄中央与地方、中原与边疆，是古代各族群的共同信念。由此而言，游牧与农耕、平原与山地、腹地与边疆，并非截然对立的异质空间，而是同一“天下”之中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。 　　同时，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处的“大一统”政治理想和制度设计也为空间整合注入了持续动力：从秦汉的郡县治理到元朝的行省制度，历代王朝始终致力于将不同区域纳入统一的政治框架，使空间互嵌在制度层面获得保障。空间上的互嵌，使不同族群从分散走向聚合，从疏离走向亲近，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次交融的基本物理前提。 　　文化互鉴：积淀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 　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，深刻体现在文化领域。 　　秦汉“书同文”奠定了跨族群交流的文字基础。汉朝将法家思想、儒家思想、黄老之学、楚文化等融为一体，形成了稳定的“大一统”文化体系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各迁徙族群在接触中原文化的同时，也将其自身文化带入中原，形成了互动交融的文化格局。《概论》将这一时期的融合概括为“双向涵化与多方互化”。隋唐时期，这种互鉴达到高峰，“这一时期的绚烂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书写的精彩华章”，“胡汉交融”“文化鼎盛”成为时代标志。辽宋夏金时期，“汉字被各政权借以创制文字，汉语更成为诸政权的通用语言”，同时除汉人之外的其他族群也“以各自卓有特色的文化风格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”。元朝八思巴文的创制、明朝伊儒会通的探索、清朝多民族文化的共存共荣，无不体现着文化互鉴的深厚传统。 　　文化互鉴何以成为各民族交融的常态？根本在于中华文明“和而不同”的文化基因。 　　《概论》指出，“文化上的中国”既在本质上趋向于“一体”和“统一”，又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。这种文明气质使不同族群在面对文化差异时，不是选择排斥与对抗，而是走向欣赏与吸纳。这源自中华文明坚定深刻的文化自信：不因接纳他者而丧失自我，反因包容多样而更加丰富。 　　同时，经济互补为各族群文化互鉴提供了持续动力——游牧与农耕、平原与山地、腹地与边疆，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物资交换与人员往来，同时伴随着技术的传播、习俗的互动与文化的交流。“关市”“榷场”“丝路贸易”，既是经济纽带，也是文化通道。文化上的包容共进，使中华文化认同不断增进，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。 　　认同共识：汇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　　空间互嵌与文化交融，最终指向认同层面的深刻变化。 　　从夏商周“天下一家”观念的萌芽，形成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“诸夏”，到春秋后期，“华夏”的观念开始出现，并逐渐取代了“诸夏”；从秦汉“华夏”认同的扩展，“大一统”理念的盛行，到魏晋南北朝“华夷一统”的政治传统；从隋唐“胡汉无差”的政治实践，到辽宋夏金诸政权共称“中国”的正统竞逐；从元朝“六合同风”的“大一统”治理，到明清“中华一家”的政治宣示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层层累积、不断扩展，从自在走向自觉。《概论》中所引王充之言“古之戎狄，今为中国”，正是对中华民族认同不断演进的生动写照。 　　家国认同何以形成？关键在于“同源共祖”的历史观与“因俗而治”的制度智慧。 　　共同的祖先记忆、共同的历史叙事，实现了对地域、族群等认同的超越。从商代和西周时期，各族群有各自不同的祖先神，到战国时期，众多祖先传说开始出现融合，黄帝走向“共祖”的地位。魏晋以来，大量北方族群南迁，为解决“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”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掌握政权之后的少数民族君主主动认同华夏祖源，确立了脉络清晰的“夷夏同源”历史叙事。 　　而“修其教不易其俗，齐其政不易其宜”的治理传统，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将各族群纳入统一的政治秩序，使其在持续互动中加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。《概论》评价元朝“六合同风、九州共贯”的治理成就，正是这种制度智慧的集中体现——在包容共进中实现多元共生，为认同的层层累积提供制度保障。 　　包容共进的历史智慧与时代启示 　　空间互嵌、文化互鉴、认同共识，这三重进程彼此支撑、层层递进，共同构成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。正是这种“互嵌、互鉴、共识”的内在逻辑，使得中华民族即使在政权分裂、社会动荡的时期，都始终坚持国土不可分、国家不可乱、民族不可散、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，在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整合。这一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深刻启示。 　　深化空间互嵌要持续优化人口分布格局。“大杂居、小聚居、交错居住”的分布格局，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中自然形成的空间形态，也是互动交融得以持续的重要前提。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，需要鼓励各族群众在共同生产生活中加深了解、增进感情，让空间上的接近促进心灵上的契合，使互嵌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社会空间、心理空间。 　　推进文化互鉴要坚定文化自信。中华文化之所以海纳百川，根本在于其深厚的文化自信。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，既要珍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，又要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，不断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。双向滋养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。 　　巩固认同共识要推动历史记忆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。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，要深入挖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，推动各民族在共同历史记忆中增强情感共鸣、在文化传承中夯实认同根基，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；也要用时代精神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使各族人民在理想信念、价值理念、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，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共识与力量。 　　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。“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，中华民族发展史就从以往各族群众自发的交往交流交融史，转变为先进政党带领人民的自觉奋斗史”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。我们要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、中华民族、中华文化、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，牢固树立休戚与共、荣辱与共、生死与共、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，以包容奋进的姿态，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。 　　【作者杨玉文系大连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(学院)院长，本文系大连民族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大项目“《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》智慧课程建设研究与实践”(ZBA202601)阶段性研究成果】 　　来源：国家民委微信公众号 【编辑:叶攀】